始于乱世
1820年的夏天酷热难耐，嘉庆皇帝照例前往热河行宫避暑，皇次子旻宁随驾，不想嘉庆皇帝再也没能回到紫禁城，而是暴毙行宫。旻宁以嫡长子的身份顺利登上皇位，定年号“道光”，由此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这位皇帝的手中开始显露出“倒光”的端倪。道光皇帝刚继位之时其实是一位勤勉的好皇帝，曾整顿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可惜随着世界新格局的开始转动，一次次前往北京的英国外交官并没有想要配合闭关锁国的泱泱中国继续过自给自足的日子。英国为扭转在华贸易逆差不断向中国输出鸦片，各个资本主义强国也开始随意进出国门，国外工业革命带来中国与外界军事力量的悬殊差距，外加国内的腐败政局，造成了中国注定要落后挨打的局面，可这一切却在国人“终日昏昏醉梦间”的现实面前映射出时代本身所极具的讽刺性。至此，中国近代第一张政治讽刺漫画《时局全图》应运而生，触目惊心的画面直观描绘出那个自古让中国人倍感优越的“天下之中央”的地缘格局正于危急存亡之秋，而讽刺漫画也渐渐变成了一支清醒剂刺入民族矛盾的最核心，承担起了唤醒“中华睡狮”的要责。
政治讽刺漫画《时局全图》的作者是比孙中山更早出道并提出“开通民智、改造中国”口号的澳洲华裔谢缵泰，他致力于要推翻腐朽清政府的统治，在香港建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辅仁文社，自己也曾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华侨革命家先锋和中国政治漫画先驱。谢缵泰以非完全写实的画风，将客观变形，把列强画作野生动物，更将德国讽刺成一根德国香肠。《时局全图》的上方中央，谢缵泰将被变形的各个国家给予说明——“熊即俄国，犬即英国，蛤即法国，鹰即美国，日即日本，肠即德国。”据图所示这些列强分别占据北方的东三省与蒙古，华南的广东、广西与云南，华东山东，长江流域，还有大陆外围的台湾岛与菲律宾。由于谢缵泰的革命者身份，《时局全图》随后不久便被作为宣传漫画，发布给了分散于世界各地的革命党。为了进一步加强视觉冲击效果，谢缵泰又为其添上色彩，更名为《时局图》，而借由他妙手新增其间的不论是侧卧吸食鸦片的“东亚病夫”，还是搜刮民脂民膏的清朝庸官，抑或是寻欢作乐的浮世男女，都将中国这个古旧帝国的颓靡形象跃然纸上。

《时局全图》最初刊登于1898年7月的香港本土报纸《辅仁文社社刊》，而这幅第一张现代政治漫画出现于中国内地的大众媒体上，却是5年之后，此时漫画更名为《瓜分中国图》，载于1903年底由蔡元培主编的上海报纸《俄事警闻》的创刊号。蔡元培故意将这幅漫画放进《俄事警闻》的意图就是想让当时的中国人借由这幅漫画能“开着眼看看，扪着心想想”，而《俄事警闻》的主要内容也紧紧围绕着当时时局下清醒派护国人士的各种主张——揭露西方列强侵华，讽刺清政府外交腐败。

《时局全图》最基本的意义当然是政治讽刺漫画和“不言而喻，一目了然”的性质，可虽然它表现的是站在世界的角度看这个封闭帝国的现状，而这幅漫画背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变革的最开端，孙中山与兴中会的成立与革命胜利，其行动进程，始于美国檀香山，并依靠各国华侨支援的历史事实。谢缵泰本人与其绘制的政治漫画的出现，恰巧代表着一群因具有国外经历，思想较早开化，并具备清醒意识与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人士的涌现，他们是另外一批与列强同时想闯入中国，并企图敲开中国脑壳、唤醒沉睡中国人的斗士，同样他们也带着政治讽刺漫画开始出现在中国的阅读空间与思想市场里。

其实在先于谢缵泰《时局全图》的1895年，上海已存在过另一帮创作者的讽刺漫画。英国漫画家Henry William Hayter在上海租界创办了英文讽刺漫画杂志The Rattle，这本月刊直到1921年消失前，一直在讽刺诋毁清王朝与中国人，甚至直接丑化慈禧太后，但令人唏嘘的是由于清政府惧怕外国人，Hayter可以在中国大胆作画而不被满门抄斩。又比如，当时反映外国人作威作福的漫画Hide and Sikh描绘了一名弱小丑陋的中国苦力被一名脸被涂黑的印度锡克教教徒殴打，充斥着绝对的种族歧视。而1901年一则《西太后训话》，慈禧被画成刁蛮泼妇，当着大臣的面，训斥光绪皇帝学习西方人，穿西服参加圣诞节晚宴，直接讽刺慈禧太后享用权力的嘴脸。而中国本土真正的讽刺漫画刊物较The Rattle迟到二十年。1918年，漫画家沈泊尘、沈雪仁兄弟成立沈氏兄弟公司，并于上海出版漫画专刊《上海泼克》，是为中国第一份漫画期刊。“泼克”音译自英文单词“punk“，意为“诙谐善谑”，1918年9月的创刊号发行量达一万数千册，出版四期后，因创办者沈泊尘病重停刊。《上海泼克》在中国讽刺漫画历史中的意义是它鲜明的政治态度，漫画内容全是讽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与鸦片，针对时事进行辛辣批判，无一例外。《上海泼克》创刊号的封面由沈泊尘亲自制作，漫画名为《十年老女犹画娥眉》，被讽刺的主人公就是继1912年袁世凯窃得政权后的北洋军阀后代要员徐世昌。这幅漫画不留情面地将徐世昌这位老爷们画成了头戴白纱的洋装新娘，既滑稽又别有深意地讽刺了徐世昌于1918年10月被国会选为新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上任场面。

时局的扭转与国将不国的悲愤让讽刺漫画迅速在这个中央古国内流行。《俄事警闻》《时事画报》《神州日报》等主流报刊开始开辟漫画专栏，成为孕育中国漫画的首批阵地，造就了潘达微、何剑士、马星驰等漫画大家，他们都是放下画笔即可投身革命运动的爱国战士。

匕首和投枪
清王朝26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因辛亥革命终结，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上演一幕幕复辟闹剧，随后国内各地报刊开始涌现大批“讨袁漫画”，钱病鹤的《老猿百态》、张金光的《袁世凯骑木马》等皆对这位窃国大盗进行了淋漓的讽刺。为维系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一股尊孔复古逆流，此时以鲁迅为代表的留洋派民主主义者也适时发起了反旧的新文化运动。

1927年鲁迅来到上海定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合作领导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鲁迅对美术革命极为关心，对讽刺漫画的使用发表过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讽刺漫画是“匕首”和“投枪”，漫画必须诚实，其讽刺应针对社会痼疾，讽刺漫画的尖锐刀锋指向“谁”或“何处”都需要经过思考。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的二十多本漫画刊物中，鲁迅曾收藏过整套的《漫画生活》并为该刊物多次撰稿。鲁迅对此刊十分支持是因为它是众多漫画刊物中最为特立独行的，在鲁迅口中的形容是：“《漫画生活》是大受压迫的杂志，上海除了色情漫画之外，还有这种东西。”《漫画生活》的编辑队伍是一群左翼革命派美术家，以张谔、蔡若虹为代表，专门出版强硬派讽刺漫画，这些漫画极具国际主义精神，它们宣扬民主、针砭时弊，直戳当局痛处。其中蔡若虹创作的《学生救亡运动的一幕》批判了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日，直指当局不作为却多次血腥镇压请愿运动中示威游行的抗日学生的这一现实。最终在经过国民党宣传部门多次严检和压迫后，《漫画生活》于创刊一年后的1935年9月20日被查禁停刊。

1930年代的上海也确实发行着众多与激进派《漫画生活》平行的色情漫画，它们是对付政府当局检查的最佳糖衣炮弹。比如民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名声最响的《时代漫画》一刊，它于1934年1月20日创刊，至1937年6月20日停刊，其间一共出版39期，其中十多幅封面漫画都出现了女性裸体。这些全裸或半裸的女性漫画，基本都配有政治潜台词寓意其中。出现在第17期封底由盛公木创作的《大人国内的小绅士》，大胆地将女性裸体以捆绑的方式放置在草坪之上，绅士们正在其上打着高尔夫球，直观而形象地讽刺了男权的势力与常态，将女性视为玩物的社会风气。不管大批量《时代漫画》在讽刺漫画中是否融入了色情元素，可在今人看来，它着实拥有令人惊叹且大胆超前的艺术造诣，针对其背后的顾虑与隐由，创办人鲁少飞曾解释道：“色情文化只是种掩盖，为躲避当局对抗日、民主化等进步文化的镇压而已。” 1934年正值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的文艺检查机构从文化入手控制革命势头，出版刊物需要以黄色的态度去掩盖和陪伴其间含有政治态度的漫画方能得以问世，同时《时代漫画》需要这些低俗的内容获得大众的购买，继而维持杂志生命。鲁少飞就是使用这些色情的挡箭牌，《时代漫画》得以在时局动荡的中国存活三年之久。

鲁少飞认为这本杂志刊登的漫画态度应该是：“有不平，我们要讲话；有丑恶，我们要暴露；有战争，我们要反对。”为此它甚至推出了“社会讽刺漫画专号”和“民间疾苦漫画专号”，而《时代漫画》中的漫画群作为历史的投影，也说明着其超越时代的艺术高度与讽刺广度。作为这一群漫画斗士中的佼佼者，张大任曾将汪精卫等政治人物的大头照夸张变形，代替漫画常用的手绘方式来达到讽刺的目的，而陆志痒的《各为膺服的主义而运动》和汪子美的《名如倒悬》《占领比尔波的弗朗哥僵局耗费无数代价而给予西班牙新生儿童乃如此印象》已在讽刺漫画中创意使用照片与手绘拼贴的艺术形式，他们都从自身的艺术创作出发给予了时代值得被传承与铭记的漫画星火。

中华民国时期，上海作为亚洲与远东的最大城市，与伦敦、纽约和巴黎齐名，公共租界的出现带来了世界各地的人与文化在此地的聚集。当时上海不仅拥有高档外文书店提供各种书籍漫刊画报，市面上也可以获取大量来自海外的漫画杂志（英国老牌讽刺漫画杂志《笨拙》和最初定调为非庸俗类幽默杂志的美国《纽约客》）。各路新思潮涌入，令中国讽刺漫画得以自由生长，而正是这段难得的历史才成就了中国漫画空前绝后的盛世繁荣。

遵命的艺术
1942年2月，后来成为《人民日报》美术组组长的漫画家华君武与前《漫画生活》左翼美术家蔡若虹、张谔在延安举行“三人讽刺画展”，领袖毛泽东也亲自前往参观。同年5月，毛泽东召开并主持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漫画还要发展??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从此，漫画的文艺创作开始出现了确切边界，讽刺漫画成为了革命斗争的工具，漫画家与大众艺术的参与者全部聚集在毛泽东思想下，随着新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其对中国讽刺漫画的影响绵延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并非是中国漫画家的才华展场，此时大众艺术形式开始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的核心宣传，漫画也渐渐成为为国家的集体主义服务的艺术。艺术注定反映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这点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造就的红卫兵美术运动中反映明显，尽管如此，漫画的特殊形式也孕育了红色大众流行艺术。红卫兵大量使用讽刺漫画作为文艺性质的战斗武器，将领袖和斗争人民美化，将“ 反革命”“ 走资派”的“ 敌人”丑化，其形象散布全国各地，煽动着狂热的、暴烈的、艺术化的政治运动。其中被集体丑化与被讽刺的角色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各省市红卫兵报刊大批刊登关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司令部”等主旨的讽刺漫画，各专业宣传部门与编辑队伍也发行如《刘修丑史》《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题目的连环讽刺漫画书籍，直至1967年2月5日，北京院校、工厂、机关部门和解放军甚至集合筹办了一场名为“砸烂刘邓反动路线”的漫画展览。而同年同月的22号，“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漫画中最著名的《百丑图》惊世而出，直白丑化大批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中央领导人。因其多次转载造成的高曝光率以及此漫画的意义已沦落为纯粹的恶意丑化，成为中国讽刺漫画背后创作精神消失、开始走向下坡路的转折点。

“反右”、整风和“文革”期间，讽刺漫画以一种大众且单一的形式发生着，同时从民国起来的一批中国漫画大家无一例外，从之前创作针砭时弊的时局漫画和抗日漫画，到后来成为舆论宣传的工具，遵命地创作了他们后来深感愧疚的用来批斗他人的讽刺漫画，而自己作为漫画家也因为过去创作出来的漫画被批斗与进行劳动改造，从此纷纷停笔十年到二十年不等。

其中“文革”开始后，创作浪漫漫画、极少涉及政治题材的中国漫画鼻祖丰子恺因为其显著的声名成为首要被打倒的出头鸟，列位上海市级十大批斗对象之一。他曾创作的《剪冬青的联想》等作品莫名变成“反动黑画”，原本喻指让生命自由生长，莫加人为修剪，各种无名花都有其绽放的姿态与自由，才会出现百花齐放的简单意图，被故意扭曲为讽喻毛泽东文艺政策是剪冬青的那把“大剪刀”。丰子恺因此被批斗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等名号，七旬老人每天要到上海画院作检讨，被一群年轻气盛的红卫兵批斗侮辱，丰子恺标志性的长白胡须也被剪掉；坐牛棚、游街示众；丰子恺的住所也被多次抄家，大批创作被没收毁坏。然而最令人难受的是，这位中国漫画大师在这场红色动荡结束后，遂将精力专注于日文著作的翻译上，鲜有新的漫画创作问世。同样被“文革”伤害的漫画家还有一直创作政治讽刺漫画的民国活跃漫画家、抗日进步漫画家汪子美，他在文革批斗后被发配到峨眉山区进行劳动改造，妻离子散，而平反以后，汪子美开始闭关，“不回信、不接电话、不会友”，从此远离人世间纷扰。

时移事往，新中国成立以后，供职于中共机关报刊《人民日报》的华君武，一直敢言地创作着针对人民内部的讽刺漫画，成了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其实在特殊时期，华君武也曾创作过在错误意识形态之下的错误批判他人的讽刺漫画，譬如在反胡风时期，华君武的作品《好朋友》就将胡风讽刺为带着笑脸面具的假面小人； 他也在《人民日报》发表过讽刺彭德怀妻子的妹妹、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浦熙修的漫画《犹抱琵琶半遮面》，喻指其罪因与罗隆基有关，漫画里浦熙修坐抱着一面写有“罗隆基立场”的琵琶，藏在琴弦后面笑颜狡黠。 这幅漫画刊登后，《人民日报》的领导转告华君武，“邓小平说‘以后不要画这样的画了’ 。”  但当时华君武并不能明白。随着著名的胡风案件得到平反，他反省道：“漫画家在当时崇尚配合政治的口号下，也画了错误的漫画，推波助澜，起了不好的作用，我就是其中一个。” 诚然，华君武代表了那个时期一批漫画家的思维与处境，一方面画这样的漫画是政治任务，不能不画，但同时大多数人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地正确，因为党不可能出错。 丁聪也提到过：“开始我和胡风还一起在怀仁堂开会，没过几天，他就成了反革命。我相信了，还画了不少幅他的漫画。” 而漫画家庸非回想起自己当时的创作思路，也是：“胡风既然是集团性反党，就是十足的反革命，反革命就是蒋介石。当时我就是用这种简单的推理画了这幅画。”

华君武于1961年开始在《光明日报》发表人民内部讽刺漫画，曾受到《光明日报》编辑穆欣“你敢画，我就敢登”的支持。刊登过的著名漫画《杜甫检讨》讽刺其时北京师范大学对杜甫的批斗，华君武觉得搞笑的是杜甫的思想怎么能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质问怎能出现“让当年的杜甫来自我检讨”的无理现象。而他后来也恰恰因此幅漫画在“文革”中被批为“大毒草”，可笑的是《光明日报》又随之刊登了整个版面批判华君武的漫画，以此为自己“消毒”。在这荒腔走板的市声中华君武这位知名漫画家成为美术界被批斗的第一人，在“文革”期间停笔十年。

历劫无数，反观中国漫画史最令人唏嘘的是“反右”“文革”期间不少漫画家其实是因为完成指标而“被”右派的这一荒诞事实。其中漫画家肖里就是分摊在各个编辑部“右派指标”下的替罪羊，而选择他的原因竟是因为他曾画过反官僚主义的讽刺漫画，且有一定名气，因此肖里变得很有“代表性”，于是这位漫画家就获降了停笔发配去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可悲命运。

可幸的是，在混乱的当代中国仍顽强存在着犀利且清醒的讽刺漫画大师。廖冰兄是在“文革”中被迫犯错，后来却仍然创作出一批犀利批判过去的讽刺漫画的极少数作者之一。他被“文革”深深伤害，也有幸拿起画笔继续作战。他不站队于任何党派，却是在抗日与反思“文革”的非常时刻，清醒记录中国、只画“时代漫画”的漫画大家。廖冰兄言称：“悲愤漫画是我的专业，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到人世无可悲可愤之时我便失业了。上帝，尽快让我失业吧，阿门！” 他认为自己的漫画是“贯穿一个时代的时代漫画”，而不是很快时过境迁的时事漫画，也不屑于那种讽刺“吐痰” 之类的不温不火的“抓痒”漫画。 廖冰兄曾在1949年举国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之时，高兴地说自己终于可以停笔了，终于不会再有可悲的事情发生让他拿起画笔。无奈的是历史永远超越想象。他于1979年开始创作反思与“控诉十年浩劫”的《自嘲》和《噩梦录》，并悲愤叩问：“我画了《自嘲》，以此来向有幸获得第二次解放的人民提问：是什么邪术使好端端的人因入埕中变成畸形？为什么埕破之后依然蜷曲不动、呆若木鸡？为什么举国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二三十年还不能站起来？”

著名汉学家何莫邪(Harbsmeier)1984年到中国做研究时，曾犀利声称“再过20年，我就不会到中国来找漫画家了”。廖冰兄在生命的最后，也曾对记者激动地说“中国的漫画死了”。作为存留在中国政治讽刺漫画领域里的孤独伟人，廖冰兄深知，“我的作品，喝彩的人多，但志同道合者几乎没有，朋友最多的是我，艺术上最孤独的也是我。” 其实廖冰兄的孤独，是这片土地上关于独立思考的孤独。思想需要市场与通路，需要能为它喝彩和对它进行批判的观者。中国政治讽刺漫画曾发声于几个非常时期，并式微于当下，新的讽刺态度与力量，不知道将从何处何时再度萌发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