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钉子
阿里·法扎特（Ali Ferzat）得罪的人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法扎特一介儒生，写写画画，还是激得阿萨德要在百忙中腾出半晌来给他点颜色。虽然看到显著时效的时候不多，但联合国总是在谴责和否定着这个地球上一些令人忍无可忍的事情，这位叙利亚总统是值得潘基文以官方名义义愤填膺的人物之一，后者指出阿萨德已犯反人类罪，早晚会展开程序追究他的罪行。这位总统所掣肘的政府在2012年武装镇压示威运动中的群众，加上一些不明身份武装者的趁乱发难，单是这桩事便导致近万人死亡。而把国家内部和外部关系搞得一塌糊涂的内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确凿疑云”，令联合国报告称该国政府军及叙反对派共同犯下了谋杀、法外处决、酷刑及各种侵犯人权的战争罪行。是的，大家都知道叙利亚也是生灵涂炭。

阿萨德还被指干过一件好事，有消息说2012年资深美籍战地记者Marie Colvin和法籍自由身摄影师Remi Ochlik在叙利亚霍姆斯的新闻中心被炸死并非流弹意外，是阿萨德授命军方向新闻中心发射了迫击炮和火箭弹，并放厥言要“杀死所有踏足叙利亚的记者”，虽然很难考证这么愚蠢的言辞是否真切以及从何传出，但不论公私，这等角色的仇家和反对者日益水涨船高，尽管萨科齐和奥巴马都表示够了这政权必须倒台，但今年阿萨德还在谋求连任。所以除了那些死于非命的人，法扎特的运气算不错，在阿萨德的“家事料理”中，他只是被打断了十个手指和被放逐出国、留居科威特，而在这件事情发生前一个月，创作讽刺叙当局歌曲的作曲家Ibrahim al-Qashoush死于谋杀。

是的，阿里·法扎特的十个手指都断过，这个现年63岁的叙利亚倒霉老头在2011年被人发现鼻青脸肿地横身在大马士革城外的一条街上，他被叙利亚安全部队绑架后遭遇毒打。总统先生的一位亲戚曾对媒体说，绑架者告诉法扎特要打断他的骨头好让他没办法再讽刺政府官员。法扎特乌紫着双眼，双手缠满绷带的照片传遍世界，当年他被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次年《时代》杂志将他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百人之一。

尽管自1960年代，法扎特已作画讽刺了许多政治人物，从利比亚的卡扎菲到伊拉克的萨达姆，内容不一而足，也涉及女权、腐败、军国主义等题材，创作了万余张作品，刊登在各种本国、阿拉伯世界以及国际媒体上，但直到2011年，叙利亚内战开始，他才开始把矛头对准阿萨德。在画面里，阿萨德踏着尸身走向象征权力的座椅；阿萨德的头像被画成一支手枪，这凶器正对着麦克风演说充满鲜花阳光的谎话；阿萨德对着哈哈镜自我膨胀；阿萨德要求逃跑途中的卡扎菲带他一程便车——据说就是这张图令总统光火了——人人都晓得卡扎菲死得多不体面。“绘画巴沙尔是一个重大决定，是的，我害怕可能发生的那些事，尤其当我被袭击后，”法扎特说，“但我有责任做我所做，如果我没有应对危机的准备，我没有资格称自己为艺术家，如果我的工作中没有使命感或信息，我可能只是个画家或装饰匠人。”法扎特所讲，可代指一个简单标准，作为一位“讽刺漫画家”，尽管可能并非本意，但这种职业的一部分便是成为一个“触怒者”，他们是一类特定人群的眼中钉，天生的傍生关系中，这类人也常常被他们惹毛，不顾身份堂皇，要火急火燎地戕灭，比如在17世纪，路易十四就烧死过一个把他和他的情妇作为讽刺题材的漫画家。

2013年，以“美国政治漫画之父”的名字为名的“托马斯·纳斯特奖”的获得者萝卜·罗杰斯（Rob Rogers）将自己的奖金捐给了CRNI（国际漫画家维权网）。CRNI说，捐赠奖金的一部分，将会送达给一个隐匿在中东某地的漫画家 ，他面临着被遣送回叙利亚的危险，如果是这样，他一定会遭遇暗杀。当时CRNI正在与另外三个国际组织一起致力于为这个人找到一个安全的可移民之地。CRNI说通常情况下，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会对这些因画致祸的人的信息进行保留，但他们仍然希望人们知道，萝卜的捐赠将支持这位漫画家和他家人的生活，让他们对自己获得一个安全的未来的希望不会破灭，让他能持续创作充满力量与情感的漫画以谴责叙利亚的暴行，拒绝放弃与退缩。
创作讽刺漫画的个体大都位于弱势层级，自古也是，口诛笔伐者多为权利有欠者，这手段几乎成为自下对上进行反抗和抨击的特有工具，同时相对应的审查制度、禁令及迫害阻止了那些被当权者定义的对于自我形象、国家精神、主权稳定、宗教道德有所损伤和不敬的字画言论的出版和传播，但触线的人从没断绝。奥诺雷·杜米埃（Honore Daumier）是19世纪的法国漫画家，以批判现实闻名，被引为大师。他经历了法国革命中的几个动荡时期，当建立于1830年革命后的七月王朝暴露其腐败真相，他开始用当时新潮的石板画创作讽刺性作品，内容一则关于社会市态，一则讽刺官员政客。一幅名为《高康大》的讽刺漫画可引为他在批判事业上的一次巅峰，画作的主角素材取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Francois Rabelais的名著《巨人传》，其中贪得无厌食量惊人的巨人国王“高康大”被杜米埃用以讽刺七月王朝的老大路易·菲利普国王：肥胖巨人老大长着梨形头——在法语俚语中，“梨”也有“大傻子”的意思，“大傻梨”伸出及地长舌头，饱食着在猪头监工的催逼下不断送进嘴里的瘦弱公民们上缴的“劳动果实”。这幅漫画让他以“激起对国王政府的仇恨及蔑视、侮辱国家元首”的罪名被当局关押了6个月并罚款500英镑，刊发这张画的《讽刺漫画》被关停，但英雄由此诞生。2年后，杜米埃的另一幅名作《言论自由》诞生，画面主体是充满力量和正义意象的壮年男子，画面右侧有三个大势已去的法国国王，其中两个搀扶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寓意暴君早晚完蛋。彼时批判政府的刊物大批出现，再过一年，七月王朝违背宪法中关于新闻自由的规定，颁布了压制言论的“九月禁令”，讽刺和羞辱政治官员的刊物皆会被严惩，这也确凿令杜米埃噤声了好些年，转而关注社会生活，比如创作了一系列漫画来讽刺当时醉心文学的女人忽视为妻为母的“天职”。

杜米埃很会敌进我退，关键时刻避重就轻才是识时务者。而生于1900年的鲍里斯·叶菲莫夫（Boris Efimov）则是站队正确，虽然他也画了很多批判时局与战争的政治漫画作品，并成为几代苏联领导人盛赞的画家，但他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职业生涯是他曾作为斯大林的一杆好枪的那段。尽管这位绝对领袖发动的肃清运动让他哥哥在受尽折磨后被处决，但叶菲莫夫的沉默一如当时绝大部分人一样“理智”而顺理成章：“在那个年代，我绝对地服从斯大林的命令。”作为斯大林的御用画师，希特勒及其政权是叶菲莫夫批判和丑化的主要对象，在他笔下，猪是拟画希特勒的经典形象，尤其在二战期间，他每天都在丑化他，饶是希特勒骂名裹身也不堪其辱，多次下令禁止他的漫画扩散进德国，还编制了一份黑名单，其中叶菲莫夫名列前茅，希特勒的命令是：“抓住，绞死他。”而叶菲莫夫得知这事时说：“我宁可面对愤怒的希特勒，也不愿面对斯大林。”很难说这位画者的真正危机来源于何处，但即便如此，因为希特勒永远是罪人，叶菲莫夫就必定是斗士。
身为权利挑战者，有鲜明的批判对象，人物、事件、事态以及言论，他们常常付出不一代价，并把讽刺漫画作为“工作”而不仅是“创作”，而这两者的区别可能在于，就算会把希特勒画成猪、把国王画成“大傻梨”、尽可能在形象上攻击对方，但丑化这件事并非是这些漫画工作者的价值映证或主要诉求，漫画精神胜利法也只是其次，当然这更不是以激怒对方的程度为衡量厉害级别的游戏。呈现与批判现状，并以改变现状为努力方向，至少为此谋求，即便前路长又难，是这种“功能型”绘画最朴素的现世意义，它也最要紧，就算画面中没有被极度夸张丑陋的形象刻画，达意也能准确锐利，也不会有失力量。

相比上面的执笔者，巴勒斯坦讽刺漫画家纳吉·阿里（Naji Al-Ali）的命运与他的创作主题贴合得更为紧密，不止是局外人或间接关联者的不平与义愤。阿里笔下有个长不大的小孩，常常负手而立，赤脚烂衣，呆头圆脑，在画面中一直只有侧身或背影，看不到正脸。他出现在阿里所有漫画中，他的名字叫handhala。阿里说，handhala 将永远是十岁。因为那个年岁的阿里被迫离开了家乡，他决定当有朝一日他能返回故土时，十岁的handhala 才将开始正常成长。

除了在高过柏林墙三倍的巴以隔离墙上的涂鸦画中可以找到handhala，他的形象在巴勒斯坦的难民营中无处不见。1948年，巴勒斯坦被分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血洗了阿里出生的村子，十岁的阿里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和家人一起成为96万逃离故土的巴勒斯坦人的一分子。他们住进了黎巴嫩南部西顿的Ain-al-Helwe难民营，阿里在那里的墙上的涂鸦被定义成了他创作生涯的起始。

阿里成年后从事与政治关联的媒体工作，1960年他因为被抓进监狱而被迫离开黎巴嫩艺术学院，他在监狱里开始用绘画表达对政治的观点。三年后阿里去往科威特，为当地报纸创作讽刺漫画，从那时起，handhala开始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犹如一个签名。1967年的“六月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决议划归给巴勒斯坦的所有土地并采取殖民政策，巴勒斯坦人处于政治和日常生活的高压统治中。阿里在1970年代初回到黎巴嫩，在首都贝鲁特为著名的黎巴嫩报纸“Al-Safir”工作，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段，也是最高效的。他描绘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占领和压迫的斗争与苦难，并在阿拉伯世界发起了抵制专制、腐败和不平等运动，也因此以种族与政治立场为单位树仇无数。

出现在画面里，handhala并无他用，只是见证发生在巴勒斯坦的那些悲剧，他出现在各种状况里，在屠杀贫民现场默立，或为躺睡在黑幕中的尸身拉上裹尸布，他站在战机盘旋的天幕下望着下落的炸弹，或看着双手染血的政客和倾覆的巨大石油桶。他给画外的人一只后脑勺，会偶尔做点什么，但一直沉默。

阿里成为阿拉伯世界最流行的漫画家，他获得最高的稿酬和风险。拘捕与审查不是新鲜事，他和家人频频受到死亡威胁，他被称为“中东头号通缉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阿里目睹了发生在萨布拉和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大屠杀，这场浩劫令阿里再次离开黎巴嫩去往科威特，他拒绝谈论迫害他和可能剥夺他创作权的那些人，他只是画他们。1985年，科威特驱逐了阿里，他的最后定居地是伦敦，他在那儿继续工作，发表大量漫画。两年后，阿里在街上被人开枪击中头部，一个多月后死于医院。当年12月9日，巴勒斯坦人发动了持续数年的起义运动。

按照阿里的计划，在巴勒斯坦获得自由、他能回到故乡之后，handhala才会转过身来。现在不管时局是否平息，他也没法再给handhala画上面孔了。但这只小人被广泛普及在这疮痍之地上，成为巴勒斯坦反抗运动及其坚定性的象征性符号。这可能是讽刺漫画战斗史里最无攻击性并姿态温和的弱势形象，但这与他的影响力截然相反。阿里自己曾说：“这个小孩，如你所看到的，不漂亮，无人娇宠，甚至吃不饱，他和难民营里的许多小孩一样光着脚。事实上他是丑的，没有女人希望有个和他一样的孩子。但是那些人知道他是因为我发现他并因他的情意、诚实、直言和无家可归收养了他。他是一个图标，站在那儿监看着我以免我走偏犯错。他背着手，如同一种拒绝的象征，为所有那些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负面侵袭。”

作为一个最终被拔除的钉子，阿里死于他毕生所描绘的劫难。他留下的handhala不会，相比那些语境激烈的画作，它似乎显得更为坚韧持久。

吐槽王们的游戏法则
可是叶菲莫夫会说，“你们以为我喜欢，不，那是出于无奈。”

相较被画成畜生的希特勒，手握武器的红军战士是叶菲莫夫漫画中永远的正面主角，以“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的口号题图，他创作的政治漫画在战争年代里为和德国法西斯进行艰难斗争的苏联军民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1967年，叶菲莫夫被官方命名为“苏联人民画家”，他出席过纽伦堡战犯审判，前后获得过金星勋章、列宁勋章、十月革命勋章等数次来自苏联政府的最高荣誉，戈尔巴乔夫曾附耳告诉他自己在上中学时就剪报收集他的漫画。据说叶菲莫夫一生创作了超过70000幅政治漫画，曾经有个以色列网站把他评选为与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齐名的20世纪三大犹太伟人。对此叶菲莫夫觉得惭愧，觉得自己并不能接受这样的荣誉，他的原因是，在20世纪，他曾做过违心的事，虽是身不由己，也足以令他羞愧。
如果不讨论各方政治立场与各自作为上的是非功过，事情原委很简单。日后与斯大林在政治上成为死敌的著名苏联左翼反对派领袖列夫·托洛茨基是扶持过叶菲莫夫的，1919年，叶菲莫夫的第一幅政治漫画发表在《红星报》上，这份报纸为当时身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所直接管辖，5年之后，叶菲莫夫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漫画集，托洛茨基为他写了序言：“鲍里斯·叶菲莫夫——在我们的画家中是最讲政治的。他了解政治，热爱它并洞晓它的细节。”1928年，叶菲莫夫曾对即将开始流亡的托洛茨基说，也许他离开政治圈会更好，托洛茨基则表示自己不会，叶菲莫夫也不会，因为“你会继续画你的漫画，因为你干得很好”。他们自此分道扬镳。后来，叶菲莫夫说，虽然他内心对托洛茨基及布哈林等最终成为斯大林打击目标的政治家们心怀尊重，但他在斯大林的授意下画了很多讽刺这些人的漫画，他们和希特勒一样被他画成猪和妖怪，他还出席了对他们的审讯会。后来托洛茨基死于冰斧劈头的刺杀，叶菲莫夫载誉活到108岁，而他们的友谊与敌对让叶菲莫夫到了晚年仍耿耿于怀，“当时是那样的时代，我不想上断头台，何况我还有父母妻儿”，叶菲莫夫说。

实际上，在很多事业领域中，都有类似可被细分探讨的现象。虽然叶菲莫夫在政治漫画上的成就绝不止于画了希特勒或托洛茨基，但作为国家工具的他，个人意志服从于政权意志，不管他攻击的是谁，创作主题都将以所傍之人的利益与需求为转移。如果说他是在特定环境中被强大的力量剥取了选择权，前几年发生在丹麦政治漫画家库特·韦斯特高（Kurt Westergaard）身上的险境却有更多可讨论空间。

2005年，丹麦《日德兰邮报》发表了12张以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为主题的讽刺漫画，作为其中一名作者，韦斯特高把穆罕默德的头巾画成了一个炸药包，这张画成为这一系列引起争议的漫画中最著名的一张，很多伊斯兰国家对此进行谴责，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一些宗教极端组织扬言将对他进行追杀；更有塔利班组织放话以100公斤黄金做悬赏，要韦斯特高一条命；那阵子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发起了大规模抗议游行活动，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甚至令人丧生其中，在穆斯林们拉起的横幅上写着：任何杀死韦斯特高的人都是伊斯兰世界的英雄。

韦斯特高因此事发表声明说就此退休，不再创作，并为此事带来的愤怒和损失而忏悔。在事件过去五年之后，他获得了德国波兹坦记者协会颁发的媒体自由奖，为其授奖的是默克尔总理。评委会认为韦斯特高不屈服于暴力和恐吓的威胁，堪称媒体和言论自由这一民主价值的代表人物。默克尔则在发言中如是说：“无论我们对他的漫画是否喜欢，但如果问韦斯特高是否可以创作这样的作品，答案是‘是’。欧洲是一个允许漫画家创作这样作品的地方，这与欧洲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并不矛盾。”

这事带来的一个问题不是穆罕默德能不能画，也不光是宗教在这个行当里该如何被处理，而是作为一个漫画家，在赢得评价的时候，你很难将置自身于险境或付出代价等同于真理性和正义性。如果逻辑如同美国当红政治漫画家达里尔·卡格尔（Daryl Cagle）的论调，“漫画家的责任就是不要喜欢上任何人”和“我想画谁就画谁”，那么很明确，出于亘古不变的言论自由真理，韦斯特高的确遭受无妄之灾。同时，在美国这个讽刺漫画行业世界领先的国度里，体现得很明确的另一种典型情况便是这个行业里的个人意志与独立精神：不因服从于任何政党与立场、不因被要求和收受任何好处而画。韦斯特高事件的背景信息应该是，编辑雇佣漫画家要求他们以穆罕默德为主题创作讽刺漫画，当然，他知道，挑战这禁忌会激怒很多人，颇有点闲得发慌的意蕴，实际上也有一部分被邀约的漫画家退出了这场联袂创作。卡格尔这样评价此事：“他想要证明自己是拥有媒体自由权的，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我并不是那样的漫画家，没有编辑会要求我画些什么去表达他们要传达的议题，我传达自己的声音，听从别人约束的人应该是插画家。”

同样的事件还有法国左翼讽刺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dbo），作为刺激穆斯林的常客，他们在2011年因为刊发取笑伊斯兰法典的漫画而被燃烧弹袭击了办公室， 以惹毛对方为己任的他们马上在下一期的封面上画了一对激吻的男子，一个身穿写着“查理周刊”字样的T恤，一个则是穆斯林，他们给这幅画取名为《爱的力量比恨大》，然后被伊斯兰组织告上法院。到了2012年，这本杂志又刊登了关于穆罕默德的系列漫画，他被画成了裸体的以及残疾的，进而继续引发暴动。法国当局一边责怪杂志惹事，一边调派防暴警察上门保护，并因安全考虑而在祈祷日那天关闭了设在20多个伊斯兰教国家的使馆和学校等机构。

是的，穆罕默德不是美国总统，这世界上有很多可以随便写写骂骂的大人物，也有很多拍不得的屁股。对于《查理周刊》屡屡将自己置于危机的风口浪尖，有评论说是想利用穆斯林赚钱，有的说是想要借这次机会重申长期以来的左翼立场。作为杂志主编，史蒂芬·夏邦尼尔（Stephane Charbonnier）的反应很淡定，“他们当然有权利抗议，抗议示威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只要保持在和平范围内”，他说这份杂志会嘲讽所有人，只是在遇到穆罕默德的时候，就变成了挑衅。而对于此事，法国外长法毕斯表示尽管他尊重言论自由，但还是认为“这样的挑衅没有理由”。

所以，除了明确的大是大非，如中东断手男与亡命他乡的阿里，在很多时候，很难有一个清晰的标准来断一断这些以笔为刀的艺术家们的功过究竟各在何处，而惹出的事有多大、付出的代价有多惨烈也并不是赞美相应工作的唯一理由。当年，在美国《华盛顿时报》刊登的一幅漫画上，巴基斯坦被画成了一条追随美国士兵的狗，这种侮辱让巴基斯坦民众极度不满，议会也对此进行抗议，于是报纸总编出面道了歉。而作为讽刺漫画家宠儿的奥巴马总统，尽管读者们已习惯看到他被画成各种怂样，包括他自己也是，但2009年《纽约邮报》报刊登的一幅隐射奥巴马的漫画作品却引起了很大争议。在漫画家西恩·德洛纳斯（Sean Delonas）的作品中，两名警察站在一只被他们击中的黑猩猩身旁，其中一个说：“他们现在不得不另找人起草下一个刺激计划了”， 而此前一天，奥巴马刚签署了经济刺激方案。是的，它引起的愤怒不是因为黑猩猩是禽兽不高级，也不是因为嘲笑了政府决策，而是种族问题。为此黑人民权领袖夏普顿曾带领一批民主党人前往纽约邮报总公司抗议，要求把大老板默多克抓起来。对于此事，《华盛顿邮报》作者组织的成员墨菲评论说：“这幅漫画滥用了漫画的形式。当我创作一幅漫画时，是为了讲出真相或者在人们之间建立桥梁，或者与权力相抗争。我不会用漫画来冒犯其他人。”

自由是真理，这从来无人质疑，自由的底线在哪儿，这问题已被长久争论。所以愿职业吐槽王们继续为王、一直犀利，并从可能会发生的危机中脱身而出。而这幸运与安宁来自外在世界的改变，和自我的约束与省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