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编辑出版了一本名叫《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的书，作者是一位台湾年轻的女建筑师，她曾经在柏林学习生活了12年，那正是柏林城市发展历史性剧变的时代。作为一个建筑师，她并没有着眼于柏林的政治和人文变迁，而是将视野投注到城市/建筑空间，尤其是再造柏林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机遇和挑战，也就是一方面始终在20世纪宏大历史语境中把握柏林的城市剧变，一方面又在具体而深入的建筑案例分析中揭示这种变化，尤其注重阐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

书中提到了一个艺术社区（塔哈拉斯艺术之屋）再造的著名案例，这其中还涉及了像北京798那样的艺术家对衰落的工业建筑群的再造，书中体现出大财团的强力介入、艺术家的抗争，以及最后达成的妥协。2001年，当初买下艺术社区地皮的财团进行了一次有关社区改造的国际设计竞赛，最终获得规划权的是来自美国迈阿密的夫妻档建筑师杜尼安和普拉特·兹伊贝克，而这两个人，都是属于“新都市主义”流派。

“新都市主义”主张：鉴于现代主义国际风格与大都市结构的衰落，应以小群落建构方式寻回往日亲切的市民生活空间，包括人性尺度的街道、邻里关系、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从表面上看来，这些主张都具有极大的“亲民性”和“都市关怀”，但是由于“新都市主义”具有浓烈的美国性（包括郊区模式、消费主义和迪斯尼化），当它进驻柏林城市中心时，马上带来种种可以想见的“水土不服”，就像作者指出的：“主旨为创造‘真正’市民生活的新都市主义建筑师，却要将已有的市民空间除去，去创造纯属游客与高级市民的俗气的消费文化空间。来自美国的新都市主义建筑师，不去深入探讨本区的过往历史，只是一味构筑他们所谓的古典市民空间，比照杜尼安和普拉特·兹伊贝克的设计远景图与现今的塔哈拉斯艺术之屋，在保守、封闭、光鲜亮丽的小市民风格之上，加入自然、开放、颓废的前卫艺术风格。虽说建筑师有诠释他们理想美的权利，但在这个塔哈拉斯规划案中，已经不只是建筑师不同风格的争辩，而是关于市民生活空间的褫夺。”

由于近年来沿海大都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地产项目不遗余力的鼓吹，“新都市主义”已经成为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准专业”名词了，它的一些基本理念（如对传统社区复兴的诉求，对复合、紧凑、均衡、灵活的生活空间的需求，对地方特色和都市趣味的追求）正在广泛应用于地产项目的运作和营销策略。在北京和上海，“新都市主义”在铺天盖地的地产广告中被粉饰成具有人文关怀的后新潮趋势，广州的地产项目则继续其默默而超大规模的营造；也就是说，在北方尚处于广告舆论的造势、项目的转型与粗糙的探索时，广州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在规模和细节上都绝不弱于美国“原产地”的“新都市主义超大型社区”了。

如果我们了解了“新都市主义”的美国背景，了解了它与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暧昧关系，更了解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学界畅行无阻的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就会明白眼下畅行的所谓“新都市主义”，乃是对美国语境下的新的社区矫饰化“运动”的再矫饰化。

因为美国语境的“新都市主义”是学术化和颠覆性地对待传统，并且其也确实有坚实的城市化、郊区化传统可供研究和颠覆，是一种貌似回归传统、实际上是在探寻新的可能性的建构策略；而中国的“新都市主义”则是在“生吞”了西方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后，迅速展开的一个对更新的西方居住潮流的移植与消费运动，而且这一次的移植与消费更“贪婪”：从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塑造，到社区空间的每一个细节的营造，统统照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