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开幕式现场

2019年9月10日下午，由国家文物局指导、陕西省文物局与清华大学共同主办的“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开幕式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陕西省委省政府代表，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副校长彭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文化部原部长蔡武，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方玮峰，省教育厅厅长王建利，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陕西历史博物馆书记、馆长强跃，副馆长程旭，陕西省考古院院长孙周勇，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周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郭豹，保利艺术博物馆馆长万利群，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丁宁，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曹宏，清华大学校党委常委、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王岩，清华大学图书馆、校史馆、档案馆及相关部处和院系领导，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及顾问，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志愿者，清华大学师生，社会观众等2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致辞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致辞

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主持开幕式

现场嘉宾

周代礼乐复原表演

唐代礼乐复原表演

开幕式由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主持，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及陕西省委省政府代表先后致辞。开幕式上，由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和唐代礼乐复原组分别带来周代、唐代礼乐复原表演。开幕式结束后，展览总策划罗文利、执行总策划杜鹏飞、贾强、强跃、孙周勇和策展人谈晟广在展厅为现场嘉宾及观众导赏展览。

2019年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陕西省文物局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共同商议，以周、秦、汉、唐历朝精品文物为基础（兼及唐以前其他历史时期，正式展出的陕西省展品共有311组件，其中一级文物达189组件，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有4件展品展出）举办“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献礼。主题确定为“与天久长”，典出汉代吉语，以此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运昌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汉唐盛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薪火永续、与天久长，寓意丰富，深刻而美好。特展展期为99天，寓意“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和“九九大运，与天终始”。

上古先民，敬畏自然，人们通过“仰观俯察”，获得对宇宙运行规律的基本认知，并遵循星宿的运行秩序，逐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天文为核心的人间秩序和信仰传统。所谓“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文心雕龙》），天文观念，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直接相关，在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中亦占据着统治地位。就艺术的层面而言，大量古代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物的双重证据表明，早期中国的艺术，是天道演进与人文成化的结果，不仅反映了统治阶层、艺术家和工匠对于宇宙时空的理解方式，还具备呈现出一种“非文献的历史”的功能。本展旨在挖掘隐藏在文物背后的中国先民之思想、观念等内涵，并以此构建一个“中国”故事的核心叙事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如何宣传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增强文化自信，时代为我们提出了“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的要求。清华大学长期以来肩负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亦坚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博物馆，致力于向公众、特别是向青年学生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从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展览将于2019年9月10日至12月17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

展览现场及展品

展览介绍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与天久长
——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
EVERLASTING LIKE THE HEAVENS：
The Cultures and Arts of the Zhou, Qin, Han, and Tang

展览前言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而呈现出的多元样态，是世界诸文明体系长期交融互织的结果。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在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因素的过程中，通过能动地自我调适与自我创新，描绘出一种未曾中断且绵延至今的灿烂图景。

古代中国，从有史、物可徵的夏（距今约4000－3600年）开始，迄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产生了周、秦、汉、唐等几个最为重要和对后世最具影响力的朝代。周（公元前11世纪中期－前256年），上承夏商，下开秦汉，以“制礼作乐”确立中华礼乐文明的典范，使“礼制”成为嗣后历代王朝政治与文化的基石；秦（公元前221－前207年）统一六国，开创中央集权的帝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其设郡立县、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确立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和传统；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公元25年－220年），推尊儒术，有效统治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文化艺术多元而繁荣，不仅国力盛极一时，更在多个方面为后世中国奠定基础；唐（公元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代，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中外交流空前频繁和深入，与汉代并称“汉唐盛世”，流传至今丰富的文献和精美的文物，足以引发国人无尽的怀想和追慕。

上述诸王朝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政治中心均长期建立于今陕西省境内的关中地带。陕西省省会西安市，古称长安，西周、秦、西汉、隋、唐等十多个王朝在此及其周边建都，历时长约1100年，是中国古都之首。近代以来，陕西省境内出土了大量古代珍贵文物，彰显出该省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令人惊叹的作用。这些文物作为现身说法的实物证据，无疑是最能激发我们文化自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如何宣传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增强文化自信，时代为我们提出了“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的要求。清华大学长期以来肩负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亦坚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博物馆，理应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宣传好、解释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更多有效的可能性。

2019年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陕西省文物局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共同商议，以周、秦、汉、唐历朝精品文物为基础（兼及唐以前其他历史时期）举办“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献礼。主题确定为“与天久长”，典出汉代吉语，以此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运昌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汉唐盛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薪火永续、与天久长，寓意丰富，深刻而美好。特展展期为99天，寓意“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和“九九大运，与天终始”。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正是我们的心愿，也是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展览单元说明

1、民之初生
本单元主要展示陕西境内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商代的先周诸文化遗存，可视为西周以后关中地区高度发展并长期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一个序曲。“民之初生”典出《诗经·绵》，是周人自述开国史诗之一。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学证据显示，仰韶文化曾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远古文明中的主流文化，延续时间长达两千年（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高陵杨官寨等一系列仰韶文化聚落遗址，证明了关中地区在文明初始期就是重要的区域中心。仰韶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是一个多文化相互交融的复合体，并在某些方面已经呈现出初步的国家形态，约4500年前，在今延安芦山峁出现了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史前聚落遗址，约4300年前，在今陕西神木县出现了面积约425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且延续使用了300多年。仰韶文化的艺术，以陶器、彩陶和陶塑等主要呈现形式，部分在造型、纹饰上已显示出礼器的先兆；龙山文化的艺术，以玉器最为突出，琮、璧、钺、璋等器形，无疑是早期礼制的体现；而石峁遗址的石刻雕像和壁画遗存的发现，更丰富了我们对早期先民艺术成就和信仰体系的认知。
在陕北（如铜川和绥德）、关中（如周原和西安周边）以及陕南（如城固和洋县）等地区，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商代初期到晚期青铜器，且与河南境内发现的同时期遗物基本相同，显示了商文化对陕西全境的覆盖。高度发达的商文化也为商代后期时周族在周原地带的逐渐强大奠定了经济、物质和文化的基础。

2、创制垂法
周朝，分为西周（公元前11世纪中期－前771年）和东周（公元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史书合称为两周。
周人，源自华夏民族的姬姓部落，奉传说中的农神后稷为始祖，后长期活动于陕甘一带。商代时，因遭到西北游牧部落的不断侵扰，在首领古公亶父的率领下，迁徙到关中渭河流域、岐山之阳的周原一带定居，开始产生“周”的概念。《诗经·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公亶父之孙文王姬昌，迁都丰（今西安西郊沣河之西），制定军国大计，为其子武王姬发灭商奠定基础。据“清华简”《保训》，武王接受了文王在弥留之际授予的“中”，得“天命”。约于公元前1046/1045年，武王凭借“天命”伐纣灭商，建立西周，定都镐（宗周，今西安西南斗门镇一带）。武王病逝后，武王之弟周公姬旦辅佐幼弱的成王。周公平定王族及东方各国的武装叛乱、营建东部行政中心雒邑（成周，今河南洛阳），并总结上古以来的政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中”为基本原则，实现了对于礼乐制度划时代的改革——即后世所云之“制礼作乐”。
周人“制礼作乐”的核心内容，是确立周王的政权由嫡长子继承制度，是为大宗；嫡出次子和庶出子则封邦建国而为诸侯，是为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卿大夫、士的阶层亦如是类推。嫡庶之制的本质，就是通过对“大宗”和“小宗”的层层分封，维系以道德，最后形成一个由核心到外缘依次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乃至庶民、工、商、奴隶的同心圆式宗法制度社会结构，此即“以藩屏周”——就像周天的星星环绕北天极转动一样。周王便成为“天”之“元子”，也就是“天”的嫡长子，即“天子”——由“天”授予统治者之“天命”，更是成为一个王朝合法化所需的必备因素。
“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同阶层的“大宗”和“小宗”，分别享有不同的祭祀权。在这种新的宗法制度之下，“礼”既是制度实现的外在形式，也是制度运行的保证；祭祀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礼仪形式，而且还是等级的象征；器、车服、名爵，号君之所司也，礼器（如青铜器和玉器）的制作和使用，在遵循基本的形制、纹饰、大小、数量、组合关系等前提下，成为标明器主身份、权位的象征性标志物，故孔子云：“器以藏礼，礼以行义”，“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丰镐两京故地、周人的发祥地周原（今岐山县、扶风县和眉县的一部分）和作为西周王畿区域的广大关中平原等，拥有大量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本单元即是从中选取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器”（如青铜器、玉器等）——它们，是西周思想、文化与艺术的精华所在。

3、秦国崛起
公元前771年，镐京为西方的犬戎部落所破，周幽王被杀，西周亡，次年，周平王东迁，定都雒邑，史称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两个时期，列国经历长达500余年的争战攻伐，秦国最终胜出。
秦之先，为嬴姓，据“清华简”《系年》，他们本是东方的商奄（今山东曲阜、莱芜一带）之民，周初因反周被强行西迁徙到今甘肃省东南部，与西戎部落交错而居。西周中期，一个叫非子的秦人庶子在汧河与渭河的交汇地带为周王养马，获封邑于秦地（今甘肃天水境内）。非子以封地为氏，号为“秦嬴”，由邑名而族名，再为国名。犬戎入侵镐京，秦襄公将兵救周，又护送周平王东迁，于是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封以岐山以西之地，秦人正式立国。秦人通过数次迁都的形式不断东进，先后拥有秦邑、西犬丘（西垂）、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等9个都城，其中以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城南）建都时间为最长（公元前677年－前383年）。 雍城是周原的一部分，本是西周王畿属地，也成为秦国走向兴盛的起点，国力日盛，至秦穆公时（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灭梁国、芮国，与晋国大致以黄河为界，穆公跻身于“春秋五霸”之列。秦孝公时（公元前361年－前338年在位），任用商鞅，两次变法，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中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公元前349年，孝公迁都咸阳。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年－前311年在位）称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公元前230年－前221年，秦灭六国，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权威日益衰落，诸侯势力此起彼伏，“僭越”成为常态，这就意味着很多本来只能是周王享用的礼乐制度和祭祀之礼，下移到了公、卿阶层身上，礼器的形制、种类、用途、纹饰等均可能在商周以来严肃规整的礼制规范外另有发挥，从而催生了更加多元的带有地域色彩的艺术。对礼制的突破带来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无形中促进了先秦思想、观念与艺术的极大发展，从而迎来文化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本单元展品，主要是公元前640年（一说公元前658年）被秦穆公所灭的芮国之遗珍、雍城秦公大墓和其他地区出土的秦国文物，从中可窥见秦人发展之路和秦国日益崛起的过程。此外，我们还可通过陕北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匈奴遗物，了解当时秦人所面临的外部形势。

4、皇帝临位
从公元前230年开始的10年时间里，秦王嬴政（公元前259年－前210年）的军团先后踏平了韩、赵、魏、楚、燕和齐六国的宫室，公元前221年，秦——东亚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建立。此后，秦又北讨匈奴，将北方的领土范围扩展至长城以北的河套地区；南平百越，整个岭南地区从此划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
秦帝国建立后，上古以来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经历前所未有的整合，中央官制实行三公九卿，地方上以郡县制代以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此促进了中国大一统之“天下”观念的形成。嬴政认为自己功盖“三皇五帝”，取“皇”和“帝”而称“始皇帝”，“始”是开始、第一的意思——从此，“皇帝”这一尊号被历代帝王一直延用了两千多年。为了宣示对帝国“天下”的拥有，秦始皇屡次“亲巡天下，周览远方”，曾留下7处歌其功德、昭示天下的刻石，“皇帝临位”即是出自其中之“泰山刻石”的首句。
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在“观象授时”的过程中，遵守星宿的秩序，逐渐建立了一套以“天/北天极”为核心的人间秩序，因此，天文观念在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中占据统治地位，又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直接相关。秦始皇试图重新建立以“天文”为基础的“人文”制度，其核心内容就是确立“紫宫”体系：一方面，“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为宫庙“象天极”，秦都咸阳乃至天下，从规划到建筑以及细节无不反映着人与“天”的对话；另一方面，历时39年（公元前246年－公元前208年）而建成的秦始皇丽山陵园（今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设计严密，规模宏大，史载陵墓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又道通“极庙”，蕴藏了无穷的奥秘。
经现代考古和勘探可知，帝陵有内外城，均呈矩形，分别周长3840米、6210米，四周分布着大量形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葬坑和墓葬。1974年以来，在帝陵封土之东不远处，共发现三处呈品字形排列的从葬兵马俑坑，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埋葬着真人真马大小的步、弩、车、骑等兵种的陶俑近万件和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是秦国军队编组的缩影。陶俑均面向东方而立，拥有不同的面孔、身高、体型、姿势、服饰和发髻等，亦透露出不同的性格，他们仿佛是天上守卫“紫宫”的“天枪”和“天棓”之象征。而封土之西、内层宫墙西门内出土的铜车马，则随时恭候主人向西直达“极庙”——也就是那个“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的地方。通过本单元秦始皇帝陵和秦咸阳宫等地所出文物，以及反映统一政策的遗珍，可窥秦帝国的恢宏与壮阔。

5、天子居中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不幸病故于巡游途中，公元前207年，仅仅存在了15年的秦帝国灭亡。公元前202年，在各种反秦势力中脱颖而出的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建立汉朝，定都长安。汉朝分为“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与“东汉”（公元25年－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史称两汉，其间曾有王莽代汉自立的短暂的新朝（公元9年－23年）。
刘邦建政，章程和礼仪上皆承秦制，又倡导“无为而治”的思想、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对于稳定汉初社会、发展经济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从而为日后的汉朝打下坚实的基础。汉朝历时四百多年，盛世频现，如：汉文帝（公元前180年－前157年在位）和汉景帝（公元前157年－前141年在位）的“文景之治”，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在位）时期的“汉武盛世”和汉宣帝（公元前74年－前49年在位）时期的“孝宣之治”等；公元25年刘秀（公元前5年－公元57年）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后，又有“光武中兴”“明章之治”和“永元之隆”等。
汉代所有帝王中，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取得的历史功绩为最大，史上将其与秦始皇并列，有“功莫大于秦皇汉武”之称，例如：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政权的统一；设立太学，用人唯才是举，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开拓南方和西南疆域，促进民族融合；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并取得胜利，通过移民充实西北边郡，保障北方经济与文化发展；两派张骞出使西域，极大推进汉朝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丝绸之路”，为汉宣帝时设西域都护府、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等等。不过，汉武帝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在于两点：其一，接受董仲舒所倡“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观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正统思想地位；其二，改革祭祀制度，建甘泉宫，“以竹为宫，天子居中”，将祭“天”（太一）确立为国家最高的祭祀，使郊祀之礼成为承载其后中国历代王朝之正统性的核心象征。
总体而言，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四夷宾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文学、史学、艺术和科技等诸多领域也取得了很大发展。汉武帝曾经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鸿都门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所以唐代张彦远说：“图画之妙，爰于秦汉，可得而记。”本单元展品，除了部分与祭祀、礼制相关的文物之外，大多是高等级墓葬中所出的艺术遗存，它们不仅展示了盛世汉代丰富的生活画卷，还映照着当时人们的信仰、礼仪制度和生死观念等。

6、多元融汇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最终分裂为曹魏（220年－266年）、蜀汉（221年－263年）和东吴（222年－280年），约370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就此开始，其间经历了30多个大小王朝的交替兴灭。
266年司马炎代魏立晋，史称西晋，短暂统一全国。316年西晋灭亡，北方进入“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期，晋室南迁后又建立东晋政权（317年－420年）。北朝，是对北魏等北方政权的统称：386年，鲜卑族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采取汉化政策，大举改革，促进民族大融合；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550年北齐代东魏，557年北周代西魏，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再次统一北方。南朝，是对东晋以后南方政权宋（420年－479年）、齐（479年－502年）、梁（502年－557年）、陈（557年－589年）四个朝代的统称。581年杨坚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北周亡，589年隋灭陈，再次统一全国。十六国时期的前赵（304年－329年）、前秦（350年－394年）和后秦（384年－417年）及西魏和北周先后以长安旧城为都，583年隋文帝营建新都城大兴，是为唐长安城之始。
隋朝的国祚虽短（581年－619年），隋文帝杨坚（541年－604年）和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却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前者励精图治，初创 “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尚书省下属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这种分工明确、严密高效的政府运作体制，加强了中央集权，为此后历代王朝所延续；后者开拓疆土，修建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兴教育，建立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影响深远。短暂的隋朝，为后来大唐数百年的繁华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虽然政权更替频仍，令人目不暇接，却是多民族和多文化空前融合的一段时期。源于道家之学的“玄学”构成魏晋时期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或因有利于统治，或因民众精神慰籍的需求，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等宗教以及宗教艺术获得大发展，知识分子纷纷反思宇宙、社会和人生，从而实现从政治哲学往人生哲学的转向，造就了一大批精擅文学、诗歌和艺术的名士。由于丝绸之路和海路的开通，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商贸空前频繁，各地民族、思想、文化、物质和艺术风格互转流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古时期中国的文化和艺术转向更加开放、多元、丰富和有创造力的面貌，艺术理论和绘画、书法和雕塑等多门类艺术空前发达，名家辈出，中国艺术史也由此从无名的艺术家进入到有名的艺术家的时代，并最终成就了造诣精深的唐代艺术。

7、天衢盛世
公元618年，李渊接受隋恭帝的禅让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618年－626年在位），由此开启了一个史诗般的辉煌时代，亦被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古代最鼎盛的朝代。
“盛世”，典出《后汉书》“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句。初唐，政治格局和行政制度基本沿袭自隋，第二位帝王唐太宗（626年－649年在位）的“贞观之治”，文治武功，政治清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开疆拓土，声威远播，以开明的民族政策被西域和北方各民族的首领尊称为“天可汗”，使其成为大唐煌煌基业的实际缔造者，史上有 “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的极高评价。太宗之后，唐高宗（649年－683年在位）时期，百姓阜安，东西突厥先后统一于唐，唐代版图达到最大，史称“永徽之治”；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女皇武则天（690年－705年在位），以周代唐，重视延揽人才，号称“君子满朝”，善治国，史称“武周之治”。唐玄宗（712年－756年在位）登基后，中兴唐室，政绩彪炳，提倡文教，天下大治，开元年间（713年—741年），唐朝在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发达程度，国力空前强盛，社会发展空前繁荣，史称“开元盛世”。经“安史之乱”，唐朝虽逐渐走向下坡路，但仍有唐宪宗（805年－820年在位）的“元和中兴”、唐武宗（840年－846年在位）的“会昌中兴”和唐宣宗（846年－859年在位）的“大中之治”等，中晚唐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工商业的兴盛上，持续闪耀着盛世帝国的荣光。907年，节度使朱温逼唐哀帝禅位，唐朝灭亡。
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唐，更是一个兼容并蓄、高度开放的国家，都城长安是6－8世纪当之无愧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大都市，其先进地位为各国所向往，中外交流极其频繁，大量外国人和周边民族长期与汉人杂居，各种思想在这里碰撞，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各种宗教在这里汇聚，从而促使唐代文化拥有更显多样化、更富创造力和更具恢宏气度的特征。盛世精神也造就了唐代士人普遍具有开阔胸怀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思想、宗教、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学术均是名家辈出，经典之作频现，从而形成了庞大完整、发展程度极高的唐代文化体系——特别是：唐诗成为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书法发展至唐而诸体完备；绘画上，人物、山水、花鸟等各个画科均发展成熟；道观寺院壁画和雕塑，多由名家创作，成为公开的画廊。先进的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也使得唐朝成为历史上中国向周边国家文化、艺术与技术的大输出的时代，对于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等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较大范围的“儒家文化圈”。